慈善与公民社会

[鲜衣怒马皇帝鸟]

“欧盟-中国公民社会论坛” 建于2008年1月，其目标是优化欧洲和中国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有多家不同的欧洲基金会参与的论坛活动是由埃森亚洲基金会协调组织的。在“慈善与公民社会”焦点话题的框架下，中德文化网采访了埃森亚洲基金会欧盟-中国公民社会项目的负责人之一苏娜博士（Dr. Nora Sausmikat），请她谈“欧盟-中国公民社会论坛”的任务、目标与挑战。


问：“欧盟-中国公民社会论坛”遵循哪些目标?
答：这一项目的出发点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论坛的始创者感到，中国与世界尤其在经济和学术上的联系持续增长，这与公民社会建设方面合作的缺乏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我们看到了欧洲和中国公民社会合作发展的必要性。另外，不仅是我们，还有我们的许多伙伴也对德国和欧洲媒体中针对中国的倾向性报道感到不愉快。2007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认为，欧洲公众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知道得太少了。另一方面，中国的活跃人士也对欧洲的各种组织了解甚微。此外，欧盟层面也对与中国的一项新的伙伴协议进行了讨论，按照这一协议，中欧关系的支柱应首先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
最后亚洲基金会与经济研讨会、INKOTA协会、南风信息服务中心（奥地利）以及其它共14个欧洲组织一起，于2008年1月1日共同开展了由欧盟提供资金支持的项目“欧盟-中国：建立遵循社会与生态合理性合作伙伴关系”。这一项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强欧洲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其它方面为对欧盟对华政策的评判性分析以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对于这一政策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此项目旨在促进社会、生态和人权发展目标成为欧盟及成员国和中国关系的基础，并使欧中关系得到公众切合实际的评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在以下多个层面发挥作用：通过组织不同的研讨会和大会使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和荷兰的的各公民社会组织与中国的各组织建立联系。目前最重要的是双方进行初步接触并交换经验。第二步该是建立互相合作。
除此之外，我们在公民社会和中欧关系主题领域有数量丰富的各种出版物（研究、背景分析、手册）以及教育资料可供使用。我们还通过展览这一媒介为中小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活动。
网站www.eu-china.net还公布新的出版物信息，通过博客“来自中国的声音”使德国读者获悉在中国国内的各种讨论，开辟公民社会和欧盟-中国关系领域的主题文章，为培训机构提供下载资料等等。

问：谁为这一网站提供支持——在什么背景下?
答：我们与许多不同的欧洲组织合作，也包括在发展合作方面。在资金方面，我们项目在“促进发展政策性教育工作”框架下得到了欧盟的资助，还有其它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问：与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合作的具体情况如何?
答：如果您指的是非常具体的合作，那么我们和中国伙伴一起组织各种工作研讨会，提供各种资料和信息并组织交流项目。迄今为止，我们在广州和维也纳组织了两次共同大会，关于大会的报道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看到。
对于合作总体来说，这要取决于选择的主题范围是什么，以及合作伙伴是谁。在机构大小、组织程度、国内地位——即其与国家结构的连接——以及在国际合作中的经验方面，有各种截然不同的组织。此外，政治环境也有着重大影响——在奥运会或2010世博会前后，或者在周年庆典或党代会期间，举办共同活动的条件会变得比平常困难一些。我们的经验是，在环境保护政策领域，原则上有可能进行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合作，在劳动法领域则显得困难一些。

问：有没有定期的合作？
答：定期的合作确实是我们的长期目标——但是我们目前离实现这一目标还很远。其它一些在德国和中国的倡议，例如环境领域或者救援领域的倡议，目前很遗憾也仍然首要以项目的方式工作。

问：欧盟-中国在公民社会领域的合作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答：最大的挑战在于克服双方的偏见和传播关于对方的认知。困难的是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例如中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欧洲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对于欧盟的具体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组织的参与人也常常不能理解中国的各组织人员与政府部门官员之间的策略性结合。另一个问题是工作主要停留在反思阶段，也就是说人们“研究”对方，而不是与对方合作。

问：中国对公民社会的构想与西方并不一样，您如何看待这一点？中国的公民社会形成的历史前提和欧洲截然不同，将西方的公民社会模式视为与中国合作的基础是不是一件难事？
答：我们的首要愿望是明确和传播不同的观点。我们尚不对这些观点进行评价。各种理念固然极其不同，但是更重要的，也许是在欧洲和中国非政府组织形成在管理和政策上的框架条件。如果我们考虑到公民社会的四个主要功能，就像汉斯•约阿希姆•劳特（Hans Joachim Lauth）和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el） 曾从政治学的角度系统化分析过的那样，那么中国目前就处于追求四个功能其中的起码两个的路上：一个通过自我组织进行参与的托克维尔社会模型和哈贝马斯式功能，根据这一功能，公众的意见和意愿通过非政府力量构成公民社会的基础。当然目前在中国存在政府的独断，背离国家制定的框架的组织和公民协会有可能由于所谓的行政方面的原因被关闭或控告。但是今天仍有非常多扩展那些约束性框架条件的可能性，并且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信息社会，它建立在经过审查的官方信息渠道以外的其他消息渠道之上。同时——这也是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各民间组织也要求表达其对于公民社会的理解，这种理解并不一定以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对抗性分裂为目的。

问：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间相连越来越紧密, “公民社会”日渐全球化。在德国与中国、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联系网络是怎样的?
答：首先要注意的是，正在增长的互相连接尚未导致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此外在学术交流领域的合作比在非政府组织之间更为紧密。在气候保护方面，欧洲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性的气候非政府组织“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内相互连接。类似的全球性网络在其它领域也有。中方在这种全球性网络的参与在几年前还微不足道，但目前它的重要性明显日益增长。专门的中欧联系网络目前几乎还没有。

问：“欧盟-中国公民社会论坛”这一项目设定的时间跨度为多长?
答：合作的发展和合作网络的建设是长期的规划，但遗憾的是目前的资金支持保证只到2010年底。假如欧洲或德国的基金会能更多地对促进公民社会交流提供资金支持，将是件很好的事情。

问：您和费客乐（Klaus Fritsche）刚刚共同出版了一本研究中欧关系中的公民社会的专著。 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和论点是什么?
答：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在欧洲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除项目工作之外的合作极其缺乏，其原因在于信息缺乏、互相的偏见和兴趣的欠缺——后者常常可以从前二者中找到原因。我们的研究展示了中欧关系在官方层面存在哪些挑战。在这里，在欧洲统一过程产生的摩擦损耗以及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根本性体系分歧扮演了重要角色。更进一步说，如果不仅询问公民社会在欧洲范围内的作用，也询问公民社会在中欧关系中的作用，那么很快就会得出这样的结果：这种公民社会的根基非常不稳固。在欧洲范围内，公民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尽管它应正式参与到许多决策过程中去，但实际上它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投向中国的目光或者深入研究中国公民社会的意愿大多数情况下出于历史、文化和策略性的动机。这本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在环境、人权和公平贸易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恰恰是在这些在欧洲已有悠久历史的领域，大部分参与人深受欧洲抗议文化的影响，他们通常与中国有着一种非常矛盾的关系。为了在各组织之间建立具体合作——这也是这本书的结论——必须首先通过交流项目使互相的认识成为可能，并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一种相互尊重的基础。

问：您期待哪些改变？未来两国的相互影响该如何形成并发挥作用?
答：由于在中国效率极高的网络行动和新公民社会组织的数量迅速增长，我们未来肯定将以诧异的目光看中国，并对那里的非政府组织取得的成果感到惊奇。欧洲的公民社会无疑必须重新自我定位，它目前正处在一个交叉路口：要么是各种项目和目标越来越大、越来越国际化，而导致影响力的损失，要么是以主题为焦点进行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更迅速地取得小型的成果，并且更容易建立跨越边界的协作。对于像气候保护这样的国际性话题，情况则完全不一样——在这一领域中总是存在围绕生态公平的争执。此外，中国的活跃人士未来是否能创立一个自己的计划议程，也让人拭目以待。

苏博士，感谢您接受采访！
采访/文：安柯（Anke Rönspies）
中德文化网编辑，慕尼黑
译文：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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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衣怒马皇帝鸟]

邵忠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是中国目前极少数的支持文化项目的基金会之一。其发起人邵忠是资深出版人，现代传播集团董事长。现代传播集团旗下有《周末画报》、《生活》、《新视线》等多家杂志。
邵忠基金会总监欧宁1969年出生于广东，他涉猎广泛，在文学、音乐、电影、艺术和设计等领域都有所建树。2008年起出任邵忠基金会总监。2010年1月，欧宁接受中德文化网的专访。


问：邵忠基金会成立的背景是怎样的？
答：我和邵忠先生的合作是2000年从《周末画报》别册开始的。2008年的时候，他的北京公司搬来中国红街这个楼，希望我给他运营一个艺术空间。当时我觉得北京各种艺术空间已经非常多了，所以我就建议做一个基金会。因为这样就不用局限在某个空间中，基金会是灵活的，只要它有资源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做事情。邵先生当时听了以后很兴奋，马上就到广东省民政局去注册邵忠基金会，当地政府很支持他，很快、很顺利地就办成了。我们从2008年9月份的时候开始运作起来。

问：基金会主要想支持哪方面的项目？
答：我觉得中国特别缺少支持的是独立电影，特别是纪录片；还有中国文学，不是流行文学和畅销书，而是比较严肃的写作，还有需要做一些知识性的严肃讨论。所以，我们当时想了CROSSTALK这个方案，就是把不同领域的人聚在一起，让他们进行讨论。此外我还想通过基金会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做一些和主流不一样的活动。
邵先生最直接的想法是希望基金会像一个实验室，能有一些新的知识和观念从这里的讨论中产生，进而变成他旗下杂志的内容。另外他还有一个想法是要回馈社会。当然，我和他的兴趣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尽量把我运作的事情同他的想象找到一个结合点。

问：邵忠基金会的宗旨或者是目标是什么？
答：现在我们的宗旨就是社会工程和知识生产。社会工程就是指改造社会，因为我这几年挺关注农村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期CROSSTALK就请了在云南丽江拉市海的农村中做过一些文化实践的正杰(Jay Brown)来介绍他在农村的实验。还有一期CROSSTALK是关于年轻人怎么参与政治的。这些都是属于我所理解的让文化介入社会的一种努力。去年我跑了很多农村，我在皖南地区发现在农村地区从事文化工作有很大的可能性。我们也已经有一些很好的先例：193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农村推广平民教育。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在那里建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手把手地向农民传授知识，一直做到2007年。我今年去了那里，他的工作收效之大让我大吃一惊。当地的农民能谈绿色农业、留守儿童等问题，能很快学会使用微博，甚至会跟我讨论“多元文化”。


欧宁，版权：欧宁


这次我做深港双年展的时候就在深圳做了一个关于农村的讨论会，今年我想进一步做这一类的工作。
在文化生产方面，我们会继续做展览和讨论，这些讨论还有我们每次做的CROSSTALK都会发表在现代传播集团出版的杂志上面。

问：这么说邵忠基金会和现代传播集团是不分开的，而德国做一个基金会通常和它本身的公司分得很开。
答：在中国制度上比较自由，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方式其实很好。做一个讨论会，最多来的就是几百人，想要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讨论会的话，也需要媒体来传播。所以我们一般花很大力气来做网站，每次都把讨论的文本发在网站上，同时也发在集团下面的杂志上，让更多的人虽然来不到现场，但是也可以知道这个讨论会的内容。

问：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是如何规划的？
答：经费都是来自私人的，具体的投资是没有规律的。在中国做私人基金会的经验很少，我也没有做过，所以在财务上、运作上还是有点公司化。它一年没有一个总的预算，但是每年有一个总的计划，比如2008年我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一年里面大概有20个活动，但是2008年经济危机对这个集团也有很大的影响，原计划我们要做20多个项目，后来变成了做7、8个。
今年我们要做更多的活动。有一个确定要做的项目就是大声展。这是我在2005年开始做的一个专门针对年轻的、还没有出名的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电影导演或者音乐人的展览。因为在文化市场越来越商业化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人的空间很小。这个展览在年轻人中间很有号召力，反应也不错，很多公司都愿意赞助。

问：CROSSTALK大部分都选择在北京做，您有没有想过把活动放在中国的二线城市做？
答：我最近在深圳做了一个马拉松对话，主持人是库哈斯（Rem Koolhaas）和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很多人说这个马拉松放在北京做肯定会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意义不一样。正是因为深圳和香港这样的讨论少，才更加需要大规模的讨论和思想的激荡。
2007年我们在大连和成都做了“咖喱秀”（HOMESHOW），就是在家里秀你的东西，可以搞讲座、音乐会或者展览，都是零成本，把家变成一个公共空间。很多时候我觉得“独立”是公民社会的一个关键词，在没有拥有很强大的资源的情况下，怎样利用现有的一些资源表达自己的声音，微博这种形式也是一样，我要发表意见不靠官方报纸，也不靠大的机构办的媒体，我直接就可以在网上发表我的意见。而公民社会的形成是要靠一点一滴，要靠很多人的实践。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想通过一场革命来改变这个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特别是在中国，人口这么多，突然来一场大的很激烈的革命，或者是很激烈的社会重新分配，肯定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我觉得要改变社会还是要一点点来，通过个人的实践，Evolution比Revolution会更加有效。
我们的很多活动主要针对年轻人，中国的80后确实不很关心社会问题，如果他们关心的话也是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比如说他觉得现在共产党很厉害，要入党，这是出于一种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一种理想。

问：邵忠基金会是否支持独立项目的资助申请？
答：我们叫做基金会，但是更强调它是一个机构，而不是一个发钱的地方。我的理解是，邵忠基金会可以整合很多资源，包括商业赞助资源、学术资源和媒体资源，来做很多事情，来影响社会。

欧宁先生，感谢您接受采访！
采访/文：马雅（Maja Linnemann），郑红
中德文化网主编、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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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衣怒马皇帝鸟]

发生在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让世人见识到全球的民间组织 (或称非政府组织，NGO)有着庞大的人道救援能量，无论在捐款、志工和后续的灾区重建上，都可以发挥人溺己溺的奉献精神，为灾民提供各式各样的资源和关怀。在这其中，台湾的宗教团体，如佛教《慈济基金会》、《法鼓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基督教《世界展望会》等等，以及民间的各个慈善团体，莫不积极动员，这些团体大多参与过1999年在台湾的921地震赈灾行动，因此累积了相当的经验，对于灾民的需求能够具体掌握，达到了慈善救助的目的。
许多学者表示，在这场汶川大地震中，中国的民间组织展现了很大的潜力，代表着公民社会的萌芽。如果我们借镜台湾经验，可以发现重大的灾难，的确可以激发人类“利他”的天性，包括自动捐款、投入志愿者行列、表达慰问与关切……。而民间的组织结社，在慈善资源的汇集和利用上，往往强过于官方的行政机构，因为民间对于资源的珍惜程度，以及在运用上是否符合实际需求，通常比政府更有效率。譬如说，台湾在921地震发生后，民间组成了联盟，由各个公益团体认领灾区，进入到小区中“蹲点”，协助灾民恢复经济生产和正常生活，较具规模的宗教型和企业型基金会，更协助重建灾区学校、公共设施，这种种行动，皆反映了公民社会在慈善的场域有一定的舞台，甚至有时候替代了国家的职能，生产、输送、满足公共服务或是福利需求。
当然，回顾起来，台湾在公民社会的发展上，经历过相当曲折的轨迹，在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 (1949-1987)，台湾人民并没有充份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自从解严以后，台湾现有的公民社会雏形，乃是靠着民间的众多无名人士花费十余年的光阴，投注了大量的组织精力，才得以萌芽及成长。这其中最可贵的，应属一种“自觉”的“公民意识”正逐渐扩散，而真正在民间生根的“公民文化”也日益成熟，使得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破茧而出，不再依附于其它势力。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现代的社会组织一分为三，政府组织代表“第一部门”，拥有行政、立法及司法等公权力；企业组织代表“第二部门”，主要负责经济事务；至于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则统称“第三部门”，扮演着公民社会倡议、发声和治理的中介角色。在台湾，公民社会即是伴随着民间结社的蓬勃发展，开始形成可以与政府、企业鼎足而三的“第三部门”。

顾忠华主持的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思沙龙”活动，版权：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以数量来看，全台湾正式登记的“社会团体”共有将近四万两千个，其中属于“社会服务及公益团体”类别的，约有一万两千个左右，显示以慈善公益作为宗旨的民间组织占了最大比例。如果加上“财团法人”(基金会)，包括宗教寺庙、私立医院和私立学校，其总数约有四千多个，这些民间组织五花八门，各自有设立的目的，不尽然都可以声称具有“公共性”和“自主性”。但是他们的行动不归属于政府或企业，尤其有些规模不大的社会运动团体，在环保、人权、妇女、教育、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经常主动出击，甚至进行立法游说，对于公共政策有不小的影响力，也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多元价值。
若以慈善和社会福利为例，台湾这几年的趋势，是愈来愈多民间善款，透过如《联合劝募协会》来捐赠给各种不幸事件的当事人。《联合劝募协会》汇集捐款后，会依据个案的需求，再提供给不同的社福机构或案主，经由有组织的资源分配，比较不致于产生个别案例接受社会捐款落差太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台湾许多民间社会福利团体，如《甸社会福利基金会》、《励馨社会福利基金会》、《残障联盟》、《儿童社会福利基金会》等等，都带有“倡议”的色彩，扮演着弱势者的代言角色，在法案和政策上发挥影响力。这些慈善和社会福利团体还组成“公益自律联盟”，提倡财务信息的透明化，以提高第三部门的公信力。

综合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将台湾“公民社会”的成形经验归纳如下：
第一：公民社会的外部条件，是人民享有基本人权，包括结社自由、集会游行自由、言论自由等等，台湾在解严之后，社会中的多元利益透过各式各样的非营利组织及“公共领域”予以表达，也培养了一批活跃的“积极公民”。
第二：公民社会的内部条件，与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相关，现代社会已演变为各种“法人组织”主导的“组织社会”，公民权利的行使则不限于选举或个别权益之维护，而表现于对公共事务之参与，以及公共政策之监督。台湾非营利组织在量与质上的变化，反映人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需求日殷，同时也增进了公民社会的“社会资本”。
第三：欲进一步落实公民文化，并强化社会组织的公共性格，需要从家庭、小区、学校、企业、非营利组织、甚至到政府，全面性地推广公民意识，让个人之间的关系平等对待、相互包容与尊重，而团体决策也依照民主程序进行公开讨论，一个文明的公民社会才能永续发展。
文：顾忠华
台湾政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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